非公医疗机构参与医联体建设 利益关系如何理？
2018-05-07 巴根 高嵩 健康点healthpoint
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结成医联体，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方面有其独特意义，但在各地政策普遍持鼓励的态度下，其具体实践依然寥寥。在不同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之间成立医联体，如何破解利益分配问题，依然是关键中的关键。
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结成医联体，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方面有其独特意义，但在各地政策普遍持鼓励的态度下，其具体实践依然寥寥。在不同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之间成立医联体，如何破解利益分配问题，依然是关键中的关键。
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医联体建设已经有多年，东莞、重庆等地为此都有专门政策出台。但这种医联体模式至今仍不为多见。公立与非公之间的隔阂，难以由政策或行政化解。
而在会议召开的六天前，4月19日，上海市一家由公立三级医院和社会办医疗机构共同组建的医联体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两家医院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南院和社会资本举办的同康医院。
“公立医院同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建设医联体已经势在必行”，仁济医院南院常务副院长李劲对媒体表示。
技术、人才支援是重点
早在2017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便发布了《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三次提到社会办医疗机构，提出根据社会办医疗机构意愿，可将其纳入医联体，鼓励医联体通过技术支援、人才培养等方式，吸引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入并发挥作用。
同康医院院长凌建良4日在接受健康点采访时说道，两家医院将建立专家工作室，仁济南院的专家每周定期来同康医院开半日的专家门诊。专家号的价格，同康医院定为一般价格的一半。
两家医院还设立了专家查房制度。仁济南院的专家定期前往同康医院的病区进行查房，对住院医师进行指导，分析疑难杂症患者的病情。
同康医院是一家设有老年护理病房的医保定点医院，但随着老年患者医疗服务需求增长，病种多样且复杂，医院压力越来越大。现在，同康的病人以老年人为主，面对一些重症、疑难杂症，同康医院面临的风险也较高。
在遇到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或者危重病人时，“社会对民营医院普遍不信任”，以前同康医院的医生会建议病人就近前往仁济南院就诊，病人需要重新挂号、排队。“有时去仁济还不一定有床位，现在两家医院双向转诊通道建立以后，直接由救护车送进几里外的仁济南院”，凌建良表示。
双向转诊把握自身定位
双向转诊制度，有去就得有来。上述《意见》也指出，防止和破解大医院垄断资源、“跑马圈地”、“虹吸”基层资源、挤压社会办医空间等问题。通过医联体双向转诊的方式，或能缓解这一现象。
“起初我们核定床位只有220个，去年增加到了300多，今年有500多，目前实际上有800左右的床位，需求量非常大”，凌建良说道。老龄化社会到来，老年护理病房需求旺盛。
“仁济南院的床位是很宝贵的”。凌建良向健康点表示。公立医院的床位是受限的，由于其公立属性，床位的增长、人员编制的增加、财政的支出都是由政府监管，不能由医院随意增加，同时公立医院的考核注重的是床位利用率，而非数量。
由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策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医院竞争力报告（2017~2018）》显示，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为90.4%，运营效率比较高，而非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为62.8%，可见，非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公立医院病床紧张且强调高效率运转的情况下，对病人的住院时间有着一定的限制，“一般住院不超过十天，有些病人治疗了一段时间，但还不具备回家的条件”，凌建良说，这种情况由医联体内病床使用率较低的医院接受病人，进行康复治疗。此前，一般提倡由基层（社区）医院来接收，现今，仁济南院与同康医院的医联体建成之后，由“较为灵活”的民营医院接收的路径也建成了。
国内较早探索此种模式的还有武汉市，2017年7月15日，武汉市三医院与武汉阳光老年病医院组建医疗联合体。这为两家医院的老年患者和养老老人双向转诊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
仁济南院和同康医院在探索医联体建设时，根据各自特点，开展了多种合作模式。同康医院承接仁济南院患者的康复管理工作，便是一种探索。仁济南院的病人在接受检查、治疗后，可转入同康医院进入康复阶段。
香港艾力彼咨询管理中心主任庄一强曾对健康点记者表示，社会办医需要把握关口，其中承接大医院患者的康复工作便是一种选择。不仅能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病床短缺的问题，也为社会办医参与医改提供了一种路径。
深圳在医改进程中，也对社会办医解除了诸多限制，深圳市卫计委公共卫生处处长李创近日在接受健康点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目前有社康中心600多家，其中社会办社康中心60到70家。日后，深圳的社康中心将要扩大到1200家，他表示，社会办医的力量不可或缺。
利益关系如何调整
但医联体建设过程中，仍难以突破的掣肘是利益分配。
健康点此前曾报道，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赵丹丹在2017互联网医疗论坛上表示，医联体开始在上海建立的时候，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建立医联关系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于三级医院的品牌和专家资源获取到一定的病患资源，从而改善医院的经济效益。三级医院则想把医院中占据床位、康复的病患转到下级医院，从而节约成本，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
他认为，这种定位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医院之间的利益关系没有调整好。深圳的做法则是统一了各级医院，实现单一法人，建立医疗集团，避免了医院之间的竞争，理顺了利益关系。而公立医院与非公医院的医联体建设，尤其是专科医联体的建设，如何妥善处理利益关系，还需探索。
“现在在上海，医生的执业地点不再受到目前工作的医院限制，只要不影响目前的工作，只需要做登记，医生便可以自由职业”，凌建良表示政策的开放，使得医联体内医生的流动变得简单且较为自由。
在同康执业的仁济南院医生所获的报酬按市场定价，给予报酬。如果超额完成工作量，例如在同康开门诊的专家，在完成20个病人的量上，多看了几个人，就会有相应的绩效工资。政策使得医生的多点执业更为便捷，而市场定价，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吸引医生在不同地点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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