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菌药物管理：“利剑”具有双面性 保护为善用之基

事物常具有多面性，抗菌药物也不例外。

“抗菌药物是医生用于治疗、挽救病人的武器。”对抗菌药物的药用价值，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局长张宗久，在近日举行的“2017年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宣传周”的启动仪式上，如此表示。

而在抗菌药物带来的细菌耐药问题方面，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主任王曼丽介绍，2016年门诊抗菌药物患者使用率在全国总体水平达到10.3%，“抗菌药物使用强度逐步下降，这个趋势应该是稳中向好的。”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官员利千基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中国14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年—2020）》。他希望中国不仅能促进社会各方共同提高应对感染性疾病的能力，还能将先进的实践经验推广到国际。

与会专家们表示认可，并指出在抗菌药物管理中提高认识是关键，而他们通过多年的实践，发现以下两个不同以往的思考角度，而这有利于加深抗菌药物的认识。

合理用药后的暴露问题：隔离

“对不合理用药的控制已有成效，那合理用药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刘大为提出思考，对于同样是抗菌药物暴露的合理用药，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免疫低下的患者存活时间以及占住院病人比例肯定会越来越高，“这是世界普遍趋势，但在这组患者身上，耐药菌的暴露问题，我们在院内和院外如何控制？”

对于这种角度的思考，张宗久表示以后医院要重视，他思考后提出解法，对于细菌耐药的问题，首先要抓住病源——谁感染了什么，然后正确用药。

其次，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医院在准确地捕捉到感染者后，应做感染者的隔离管理，“不要让院感去传播二、三代，要打断耐药传播链。”而这个链条不只在院内，还须延伸至患者家庭之中。以日本为例，在追踪到感染者后，经过诊断，会给他贴标签予以注释，在医院和家庭中同步隔离，“隔离的结果，就是患者携带的耐药菌不再传代。”张宗久对这种做法表示认可。

最后，就是通过停药，恢复药性。张宗久举例，瑞典、丹麦等国耐药率低的原因，除了切断传播源措施以外，就是停用已经耐药的药物。他分析，在脱离现场后，细菌的耐药性会有所恢复。“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停用了一种耐药性达到70%-80%的抗生素，20年以后的90年代末期再使用时，其治疗杆菌、球菌样样灵。”

医疗外感染：来自鱼的药

“抗菌药物的使用，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教授刘又宁为抗菌药物的关注范围定调，他认为抗菌药物的耐药问题，是全人类、全社会的问题，因为不只在医疗界能够使用抗菌药物，农、畜牧业等整个环境也都会被涉及。

刘又宁介绍，我国社区感染比较严重的是对喹诺酮耐药的大肠杆菌，他认为诸多间接证据已证明这与饲养动物有关。他举例，因为喹诺酮价格低廉，在渔业使用，可防止鱼类死亡，而人久食此类鱼肉，便会产生耐药性，“本来喹诺酮治疗尿路等感染是很好的药，但在我国行不通，因为有近一半大肠杆菌对喹诺酮耐药。”

对此，张宗久深表认同。他认为既然抗菌药物是利器，就要将它保护好，不能滥用，而应善用，使之一直有用。对此，他指出，国家已把管理落入行动之中，不仅对全民进行培训、宣传和教育，在外围层面也对饲养环境等可能造成社区细菌耐药的问题予以规范。

张宗久拿起一本书——《中国抗菌药物管理和细菌耐药现状的报告（2017年版）》，“这是一个科学报告，客观地、实际地反应我国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反应了各国参与的国际交流情况，也反应了我们的部级联系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健康界经过阅读此书后发现，书中写明了在2016年，农业部和兽药管理部门采取的实质性行动，在兽药里面进行的管理措施；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环境部门出台了新的方案和标准，进行环境监测管理，河流环境水体一系列管理等具体行动。

“为了下一代长大后仍能有药可用，我们应该从儿童，学校做起，进行教育。”刘又宁建议学习日本的经验，在日本，大夫会到学校里教儿童如何洗手，进行感染认识的培养。

随着问题有了解答，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徐英春认为，在未来，不仅耐药监测数据上会看到变化，而且在管理和技术层面也会得到相应结合，使成就更加显着。